羅豪才先生曾長期在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一生中重要的職務還包括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九屆和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然而他自己最喜歡被稱呼“羅老師”。本人與羅老師交往最多的階段是他2007年至2016年擔任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時期。
一、眾望所歸的會長
良法善治離不開人權的目標和宗旨，所以說法治與人權密不可分。在這個意義上，羅老師的一生既是法學學者的一生，也是促進和推動中國人權事業(yè)的一生。羅老師是中國行政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曾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還是民主黨派、僑界的領導人，既有深厚的學術素養(yǎng)，又德高望重，因而同行們經常說他是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最合適的人選了。這里說的“最合適”不僅僅是資格和資歷，更是羅老師親身實踐的真實描述和概括。
羅老師擔任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期間，卓有成效地促進了中國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在他和研究會的推動下，中國高校建立的人權研究機構多達幾十個，全國建立了八個國家級的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政府與高校人權教育研究機構的溝通和聯系明顯加強，人權教育和人權研究在中國逐漸成為“顯學”，日益繁榮。研究會定期出版《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報告》(人權藍皮書)和《中國人權年鑒》。他支持研究會每年舉行人權理論研討會、人權教育機構經驗交流會，出席會議并經常坐在第一排從頭聽到尾，認真記錄。他支持人權學者參與國家人權領域立法和政策性文件的制定；支持人權研究會“走出去”，與國外政府和民間組織、人權教育和研究機構交流與合作。中國人權研究會創(chuàng)辦的“北京人權論壇”已成功舉辦了八屆，已經成為中國人權對外交流領域的一個品牌，每一屆都有來自東西方不同國家、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百余名專家、學者或者官員的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為論壇的開幕專門發(fā)來賀信。
羅老師并非一位只安坐書房的人，相反，他一直強調調查研究，每年都要到不同地方看一看，足跡遍及祖國的東西南北。每到一地，他都與當地官員和高校人權領域的學者進行座談，傾聽大家的意見，并支持當地在人權領域總結經驗、不斷創(chuàng)新。許多地方原來沒有人權教學，特別是將人權作為敏感話題予以回避，德高望重的羅老師的到來和調研本身往往就形成一個有效引起當地對人權教育、研究和實踐的重視的契機。他也不辭辛苦地到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古巴等發(fā)展中國家進行訪問，與政府官員對話，與學界、僑界的老朋友、新朋友對話和交流。他的學術涵養(yǎng)、人格魅力和領導人氣質，使中國人權研究會的工作有條不紊，成效顯著，贏得了從國內到國外廣泛的尊重與好評。
二、引領發(fā)展的法學家
羅老師一直在北京大學指導博士生，而且筆耕不輟。他的專著《軟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喚軟法之治》2011年獲中國法學會中國法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該書也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文字在國外正式出版；在報紙和學術雜志上，近兩年都能看到他自己或者他與同事共同撰寫的學術論文。
羅老師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并不取決于他出版和發(fā)表的專著與論文的數量，而在于他在學術思想上的先鋒和引領作用。中國的社會治理長期以來呈現一種“大政府和小社會”的特征，中國“官”與“民”的關系怎么處理，中國的行政法向何處去？就此，羅老師率先提出了“平衡論”的行政法的主張。他關心中國行政法的理論與實踐，尤其是司法實踐。他推動了中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修改和實施。2013年12月，我和研究會的其他同事陪同羅老師接受鳳凰衛(wèi)視“名人面對面”節(jié)目的專訪，結束時主持人吳曉莉請他為節(jié)目題寫一句話，他寫下了“為了權利與權力的平衡”這句話。
進入新世紀之初，如何推進依法治國，如何讓制定了的法律真正付諸實施，實現立法的目標、法治的目標？羅老師率先在北京大學建立了軟法中心，提出了“軟法之治”的主張。與傳統(tǒng)的國家治理模式相比，他強調柔性治理，強調發(fā)揮基層和民間以及專業(yè)力量的積極性、主動性，強調非國家正式立法的社會軟規(guī)則的治理。他的主張是當下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的政策和理論的先驅，他也成為世界范圍內在法律領域倡導軟法研究與實踐的代表性人物。全國各地陸續(xù)成立了多家軟法研究機構，在全國范圍內還成立了跨學科的中國行為法學會軟法研究會。因為本人結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對人權領域的軟法進行了一些研究，羅老師推薦我參加了這個研究會，還擔任了副會長。
他培養(yǎng)的許多學生是中國高校、法律實務部門的佼佼者，可謂桃李滿天下。我所認識的一位他的學生當年在南方某地方院校學習，給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羅老師寫信，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愿望。羅老師不僅親自回信，還給予殷切的鼓勵，這位學生現在已成長為北京大學的教學骨干。我由衷地佩服羅老師的識人能力和鼓勵、培養(yǎng)年輕人的精神。他不是以一己之力，而是以自己和周圍更多人的集體的努力推進中國法學、法治與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
三、寬以待人的仁者
羅老師總是能夠看清社會發(fā)展的方向，能夠做出引領性的理論判斷。不過，他絕不是一位咄咄逼人的權威，相反，在他的身上，你總能感受到長者的仁慈和寬容。在小型會議包括在外事活動中，他經常讓所有參加者都發(fā)言、表達自己看法，寧肯自己少講話，也一個都不落下。他喜歡傾聽，在筆者看來，似乎到了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地步。有的研討會是冗長的，他七八十歲的高齡，竟然能夠聽到底、記到底，而且他并不會隨便插話或者干預。有的討論，特別是年輕人的課堂討論、非正式會議上的發(fā)言，可能是幼稚、偏頗甚至是無禮的。年輕人對羅老師可以不必客氣，說的觀點可以是不同觀點、批評他的觀點，他都會微笑傾聽。
在工作上，羅老師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總強調集體努力和團隊攻關。有一次，我跟羅老師一起到外地調研，中巴車上，一路顛簸，他一直在跟我討論軟法問題。羅老師經常會跟學生或者研究會的同事分享他最近發(fā)現的新研究材料或研究動態(tài)。他會親切地說，臺灣地區(qū)的學者，還有哪國的哪位學者又出新作品了，你們要讀；學者來北京的話，要交流。我們發(fā)現，他的閱讀量，包括網絡上獲得的信息量，遠遠超過許多年輕人。
在國內外，我見過許許多多對羅老師特別敬重、尊重的人。他們是學生，是法官，是行政官員，是媒體記者，或是普通的百姓。我也見過有人的確是因為不認識、不懂得等原因，當面無心冒犯過他，但是，我沒有見過他生氣，他不計較個人得失、不計較刻板禮節(jié)。相反，他時常會替別人著想，善意地“配合”遇到他的人、下屬或者學生。他能看懂別人的心思，主動讓想跟他合影的人一起合影，他會主動向接待他的服務員、廚師致謝。
早年在新加坡追求自由與正義，羅老師坐過英國殖民者的監(jiān)獄。回到祖國，他是堅定的愛國者，成為資深的法學家、大法官，重要的民主黨派——中國致公黨中央的主席，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機構之一——全國政協的副主席。羅老師見證了當代中國民主、法治與人權的發(fā)展，領導了中國最重要的國家級人權研究和促進機構——中國人權研究會的工作，促進了中國行政法學、人權法學的進步。羅老師對人權和法治事業(yè)、教育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今雖離我們遠去，但其風范長存，將永遠激勵我們前行。
(柳華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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