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978年，學界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號掀起對包括法律平等在內的若干法學重大問題的大討論。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相關研究從深受階級話語影響的思想爭鳴，到階級話語不斷淡去的抽象理論研究，再到技術化、具體化的實踐轉向。這種“變”的脈絡清晰可見，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權理論發(fā)展的軌跡。而“變”中有“常”，“常”不僅在于貫穿40 年的立法平等研究，更體現(xiàn)于理論研究呼應社會發(fā)展和時代變遷的內在不變邏輯。
關鍵詞：人權理論 平等 改革開放
法律平等的基本含義是“人與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處于同等的地位，被同等地對待”①。改革開放帶來了共和國法制建設的歷史性轉折，40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法律體系的完善，從“法制”到“法治”，以及人權觀念的普遍接受，理論界關于法律平等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在精彩的針鋒相對或平和的理論交流過程中，有“變”有“常”。
一、改革開放之初法學大討論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問題”
1978 年12 月6 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李步云的《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文。他認為資產階級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虛偽的，而社會主義法律不承認等級特權及財產等方面的限制，能夠真正做到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承認這一平等，“是對封建專制主義和等級特權觀念的徹底否定” ②。同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指出“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權”。這拉開了法學大討論的序幕。法律平等是大討論的引子，又是其中的重要問題。
(一)“公民平等”與“人民平等”之爭
保證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基本共識，學者們基于對法的階級性的不同認識，而出現(xiàn)平等主體范圍上“公民平等”和“人民平等”的觀點分歧。部分學者認為平等只限于一定的階級范圍，只能在“人民”內部講“人人”平等，而不能對不屬于“人民”的“敵人”講平等，超越階級的法律平等與法的階級性存在根本性沖突。③李步云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廣泛共鳴，大多學者支持其“公民平等”的觀點，認為國家的法律要統(tǒng)一、平等地適用于全體公民，并且任何公民，不論其民族、性別、職業(yè)、出身、宗教信仰，也不管他是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有多高的地位和多大的功勞，都應該嚴格遵守憲法法律。④
“公民平等”與“人民平等”之爭，是法律平等主體的爭議，更為重要的是，“人民”這一帶有濃厚階級意味的政治話語與“公民”這一以權利義務為支撐的法律話語在學術研究中的深層次爭議。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采用“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但是學術觀點更加傾向于“公民平等”。在1979年6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閉幕式上，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一切公民，無論是黨內黨外，上級下級，無論是什么社會地位和社會成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制委員會彭真主任也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進行了強調。1982年修改的《憲法》重新將法律平等作為憲法原則，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原則也被《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國家機關組織法和刑事、民事、行政方面等基本法所采納。關于“公民平等”的理論觀點，無疑在黨和國家對法律平等描述的變化過程中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一觀點的主流化，也象征著法學研究中法律話語重構的開端。
(二)“立法應否平等”之爭
立法應否平等是另一個被廣泛爭議的問題。潘念之和齊乃寬支持立法平等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們認為司法以立法為前提，沒有立法上對公民平等權利的確認，便沒有司法上的平等。⑤李光燦等學者對潘、齊二人的文章逐一詳盡地予以批駁，論證了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的背離。⑥李步云也認為平等著重于司法，立法必須區(qū)別人民和階級敵人。⑦經過討論，法律平等不包括立法平等的觀點實際成為通說，被當時主要的法學教材所采用。⑧
“立法應否平等”的討論絕非只是立法參與主體、法律代表群體是否足夠廣泛的問題，而是如何正確理解并堅持社會主義法本質的根本性問題。在“法的階級意志論”話語下，社會主義法不存在超越階級的立法平等。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國家千瘡百孔，各項事業(yè)百廢待興，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還沒有完全明確的時代背景下，雖然有部分學者提出法的社會性，質疑法的階級意志論⑨，但是由于當時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環(huán)境，這種質疑很難獲得廣泛認同，難以為突破或淡化階級劃分的立法平等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與法律平等理論的豐富
1982 年，黨的十二大提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的原則”。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 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同年10 月，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 年3 月，“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寫進憲法。全社會關于解放思想、發(fā)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共識，激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大討論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發(fā)展，為法律平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足夠的動力和空間。
(一)市場經濟呼喚立法平等
從發(fā)展市場經濟角度對立法平等的論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平和郭道暉的觀點。江平認為，根據不同主體地位分別制定法律不符合市場平等競爭的原則，因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僅指執(zhí)法，同樣也指立法。⑩郭道暉認為，敵對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人民民主專政不再是對反動階級的專政，而是對反革命犯罪和其他敵對性犯罪的專政，屬于違法后的制裁而不是立法上預設權利的不平等，強調市場經濟主體在立法上的平等體現(xiàn)了“身份到契約”的進步。?盡管這一階段，學者們圍繞立法平等的觀念得到廣泛接受是客觀事實，但并沒有正面回應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的關系問題，并且“主體平等”“權利平等”似乎成為立法平等的全部內涵，這種從市場經濟角度的功利性解讀，單純借由市場經濟發(fā)展需求，去證成社會各領域立法的平等原則似乎難以經得住深入推敲。
(二)平等與效率關系問題的研究
學者們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正確認識到了平等與效率之間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關系，但是又有明顯的價值偏向。張文顯認為，基于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效率在法的價值中居于首要地位，但效率居先并不排斥平等，只有主體以平等的資格、在平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才能激發(fā)和保證持續(xù)的效率。?還有學者認為，平等和效率處于同一位階，效率是實體性、根本的目的價值，平等是程序保障性的手段價值，效率是平等的歸結，平等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礎。?
這一階段平等與效率關系的研究深受市場經濟的影響，市場經濟制度在這一時期又處于建立、發(fā)展的最初階段，人們急于將經濟總量這塊“蛋糕”做大，學界也表現(xiàn)出通過理論研究為市場經濟高速發(fā)展提供必要的法學理論支撐的強烈愿望，而對于片面追求市場經濟發(fā)展效率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尚沒有直觀感受和全面認識。這使得相關研究所推導出的理論觀點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三、平等理念貫穿于法治和社會治理各方面
1997年，“依法治國”被黨的十五大確定為治國基本方略，1999年被寫進《憲法》；2012年，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倡導并實施依法治國的時期，黨中央對法律平等有了新的闡述。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十九大指出要“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平等不再僅僅是一項抽象的、作為反對特權或否定階級斗爭學說的法律原則，還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要內容，“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主流話語，成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經濟是否康健、文化是否進步的正當性基準” ?，貫穿于城鄉(xiāng)、性別、民族、教育、就業(yè)、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和社會治理各個領域之中。對平等認識的變化與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不斷發(fā)展的社會背景緊密聯(lián)系，兩者深刻地影響著學者們對法律平等問題研究重點的實踐轉向。
(一)法律平等問題研究走向技術化和具體化
?。?）城鄉(xiāng)不平等問題。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了城鄉(xiāng)、行業(yè)、階層群體等不平等加劇的現(xiàn)象，其中城鄉(xiāng)不平等問題較為典型。這首先體現(xiàn)在經濟分配上，如有學者認為戶籍、國土資源分配、城鄉(xiāng)稅費、國民收入再分配等二元法律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別法律待遇，是造成農村貧困的制度根源。?在城鎮(zhèn)化中，農民權利體系發(fā)展的重點應集中于遷徙自由、平等就業(yè)及平等共享城鎮(zhèn)化利益等方面。?在政治權利方面，2010年修改前的《選舉法》規(guī)定了“八比一”或“四比一”的城鄉(xiāng)選舉價值比例，有學者認為這一規(guī)定是限制新農村建設的制度性障礙，要推進城鄉(xiāng)平等，有必要撤銷對農民政治權利不平等的法律，恢復其平等的憲法地位。?
（2）反歧視訴訟推動下的平等權實現(xiàn)與相關理論研究的發(fā)展。一類是就業(yè)中的禁止歧視訴訟，如蔣韜訴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錄用行員要求身高條件案和張先著訴蕪湖市人事局錄用公務員拒絕乙肝病毒攜帶者案。李薇薇等認為，所有人不得由于與工作毫無聯(lián)系的特征而受到不平等待遇?。周偉認為平等和禁止歧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平等不反對差別，卻反對沒有合理依據的區(qū)別對待。?另一類是特殊人群權利訴訟，如丁勝奇訴重慶市規(guī)劃局、某銀行侵犯殘疾人無障礙設施權案。對弱勢群體權利，齊延平等學者認為由于婦女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處于結構性的社會歧視中，需要法定的特別保護，也即是通過實質平等實現(xiàn)人權保障的全面化。?
?。?）技術進步帶來的法律平等新問題?；ヂ?lián)網中身份的符號化實現(xiàn)了機會和起點平等的規(guī)則，又加劇因知識水平、技術能力和年齡差異帶來的不平衡，出現(xiàn)“知識貧困”和“信息貧困”弱勢群體。[21]人工智能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有所運用，有學者認為，傳統(tǒng)的司法活動僅從行為適用規(guī)則，排除之前的其他身份因素干擾，但基于信息采集和運算規(guī)則的人工智能，將形成概率性的個體規(guī)則，一個行為隨著數據積累和算法學習，其影響不因處理結束而終結。隨著數據的積累，在司法實踐中會出現(xiàn)強者愈強而弱者愈弱的趨勢，法律平等將面臨被解構的危險。[22]
(二)立法平等研究的繼續(xù)
進入21 世紀以來，在20世紀90 年代以來立法平等觀念滲透市場經濟發(fā)展及社會實踐的基礎上，立法平等的觀點進一步成為主流。例如，江必新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包括執(zhí)法司法平等，而真正實質意義上的平等還包括立法平等，并考慮合理的差別對待。[23]付子堂認為，法律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均等機會和相同規(guī)則，將自然、社會對人造成的不平等減少到最低限度。[24]部分學者通過和諧社會的構建論證立法平等，認為平等是支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應消除法律歧視并通過立法禁止歧視。[25]雖然法的階級性在立法平等研究中影響范圍和程度不斷縮小，但立法平等涉及法本質的階級性問題，它與法的階級性的關系始終是立法平等研究難以回避的問題。部分學者正面回應了這一問題，例如李步云認為兩者并不沖突，但是立法平等對于敵人應當區(qū)分政治和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人民和敵人不能講平等是絕對的，而在經濟領域則是平等的[26]；周偉則認為，只有人民群眾才能夠參與立法過程，因此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并不抵觸[27]。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這無疑是對法律平等的全新闡釋，平等不僅是法律原則、法定權利，還是法的基本屬性，必然貫穿立法、執(zhí)法、司法和守法等法的運行全過程，也因此不存在與法的階級性本質相沖突的問題。至此，關于立法是否平等、立法平等是否與法的階級性相沖突的研究逐漸走向邊緣化。
四、結語
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人權理論研究中平等問題的演變，其意義不僅在于回顧過去，喚醒歷史記憶，而且在于把握規(guī)律，指明方向。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界展開大討論，“公民平等”被理論觀點和法律實踐認可；20世紀90年代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立法平等觀念被廣泛接受，法律平等理論得以豐富；21世紀以來，相關研究著重關注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從形而上理論研究逐漸走向形而下、技術化、具體化的現(xiàn)實關照。這樣的“變”似乎是法律平等問題研究的基本軌跡，但在“變”的過程中，立法平等問題一直是貫穿40年的重要內容。即使在進入21世紀后，學界更多地將視線放到現(xiàn)實中的不平等現(xiàn)象，這一問題仍然經歷了廣泛的討論，并且“階級”“人民”“敵我”等階級話語也一直貫穿立法平等的論證之中。除了立法平等研究的“常”之外，每個時期學者們關注法律平等的話題也不斷在變。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民平等”與“人民平等”之爭，到90年代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再到21世紀平等理論與社會實踐的結合，話題隨時代變遷和政治話語變化而變化，但這無疑又體現(xiàn)了人權理論研究中“不變”的與時代相呼應的特征，以及法理與政治、法律話語與政治話語的持續(xù)互動特征。
?。ǜ蹲犹茫袊藱嘌芯繒睍L、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人權研究院院長；湯博為，西南政法大學人權法學博士生。）
注釋：
?、僦袊鐣茖W院法學研究所《法律辭典》編委會編：《法律辭典簡明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473 頁。
②參見李步云：《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載《人民日報》，1978 年12 月6日。
?、巯嚓P文章例如沈典：《“人人平等”質疑》，載《社會科學輯刊》1979 年第4期；張光博：《也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載《學術月刊》1979 年第9期，等等。
?、芟嚓P文章例如王志文：《要堅持對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則》，載《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79 年第2期；蔣碧昆、喻特厚、孫光才：《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載《華中師范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3 期；劉廣明：《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載《社會科學輯刊》1979 年第4期；劉升平：《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載《西南政法學院學報》1980 年第1期；袁小凡：《試論適用法律一律平等》，載《法學研究》1980 年第2期，等等。
?、輩⒁娕四钪?、齊乃寬：《關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載《社會科學》1980 年第1 期；潘念之、齊乃寬：《再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載《社會科學》1980 年第4期。
?、尴嚓P文章例如李光燦：《論法律面前平等》，載《社會科學輯刊》1980 年第4期；王宗廷：《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實質——兼與潘念之、齊乃寬二位同志商榷》，載《法學研究資料》1980 年第5期；唐宗瑤：《關于法的階級性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統(tǒng)一——兼與潘念之、齊乃寬同志商榷》，載《社會科學》1980 年第3期。
⑦李步云：《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載《人民日報》，1978 年12 月6日，第3版。
?、嗬?，孫國華主編：《法學基礎理論》，法律出版社1982 年版；沈宗靈主編：《法學基礎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版，等等。
⑨相關文章例如周鳳舉：《法單純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嗎——兼論法的社會性》，載《法學研究》1980 年第1 期；張宗厚：《對法的三個基本概念的質疑》，載《法學》1986 年第1期；張宗厚：《法學理論必須更新》，《中國法學》1988 年第1期。
⑩參見江平：《完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思考》，載《中國法學》1993 年第1期。
?參見郭道暉：《市場經濟與法學理論、法制觀念的變革——近年法學新論述評》，載《法學》1994 年第2期。相關文章還有周永坤：《市場經濟呼喚立法平等》，載《中國法學》1993 年第4期；文正邦：《論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載《法學研究》1994 年第1期；吳茂見：《市場經濟立法要首倡民法的平等原則》，載《現(xiàn)代法學》1994 年第2期；章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法律價值觀的重審》，載《法學》1994 年第11期；邵誠、楊鳳婷：《論立法公平》，載《法律科學》1995 年第5 期；賴廷謙：《略論市場經濟與現(xiàn)代法律精神》，載《現(xiàn)代法學》1996 年第5期；姜明安：《法治的目標價值與手段價值》，載《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6 年第6期；趙洪生：《依法治市：市場經濟中國化的關鍵》，載《現(xiàn)代法學》1998年第2期；等等。
?參見張文顯：《市場經濟與現(xiàn)代法的精神論略》，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6期。
?參見姚建宗、郭立新：《市場經濟與立法思維》，載《法律科學》1995年第3期。
?周尚君：《平等話語流變考》，載《思想戰(zhàn)線》2015年第2期。
?參見孟慶瑜：《反貧困法律問題研究》，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3 年第1期。
?參見牛玉兵：《農民權利體系的邏輯構造與制度創(chuàng)新——以城鎮(zhèn)化空間轉型為視角》，載《學習與探索》2014 年第2期。
?參見張千帆：《“新農村建設”需要制度保障》，載《法學》2007 年第1期。
?參見李薇薇、Lisa Stearns：《禁止就業(yè)歧視：國際標準和國內實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參見周偉：《論禁止歧視》，載《現(xiàn)代法學》2006 年第5期。
?參見齊延平主編：《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40頁。
[21]相關文章例如周盺：《論網絡環(huán)境對傳統(tǒng)權利理論的影響》，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張立先：《網絡法律文化悖論的法理分析》，載《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11期；孫占利：《略論和諧社會的網絡法治構建》，載《法學雜志》2011年第3期。
[22]參見李晟：《略論人工智能語境下的法律轉型》，載《法學評論》2018 年第1 期。相關文章還有徐駿：《智慧法院的法理深思》，載《法學》2017年第3期。
[23]參見江必新：《法治思維——社會轉型時期治國理政的應然向度》，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5期。
[24]參見付子堂、朱林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基本構成》，載《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15年第3期。
[25]相關文章例如鄧世豹：《平等：和諧社會之基》，載《法學論壇》2005年第4期；栗丹：《和諧社會呼喚立法平等》，載《法學論壇》2006年第6期，等等。
[26]參見李步云、劉士平：《論法律平等》，載《湖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27]參見周偉：《論立法上的平等》，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Abstract：In 1978，the academia brok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forbidden zone with the slogan of“equality before the law”and initiated a great discussion on some important legal issues，including legal equality.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relevant researches has changed from the ideological contention deeply influenced by class discourse to the abstract theoretical researchwhere class discourse has been fading away，and then turn to the technical and concrete practical research.This“change”is clearly visible and，to a certain extent，reveals the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theory.However，there is“constancy”in“change”.“Constancy”not only lies in the study of legislative equality throughout the past 40 years，but also embodie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times.
(責任編輯劉更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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