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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婦女權利建設是現(xiàn)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具體領域。當代婦女問題的實質是，兩性不平等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男權主義所主導建立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并進而形成對女性群體的統(tǒng)治和歧視。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性別平等保障，婦女權利保障水平持續(xù)提高，但由于面臨種種經(jīng)濟社會因素的障礙，充分實現(xiàn)性別平等的道路依然漫長。從國家治理角度認識婦女權利問題，將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理念應用于婦女權利保障，就要在國家治理過程中高度重視婦女權利保障的實質性平等理念，以賦權婦女為重要方式，通過提高女性自身的性別平等意識，以及承認、賦予、增強和保障婦女個人的權利。

　　關鍵詞：國家治理 婦女權利 男權制 意識形態(tài)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guī)安排，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xié)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國家發(fā)展和治理的核心是為了人民福祉和社會文明進步，而人民福祉的實現(xiàn)水平又取決于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程度，取決于如何更好地把保障人民的權利嵌入國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實踐之中。婦女占據(jù)著人民中的半數(shù)，1993年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明確提出婦女權利是人權。將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理念應用于婦女權利保障，就是國家治理應以婦女權利保障為價值追求之一，同時國家治理又要以賦權婦女為重要方式，來解決國家治理中的婦女平等問題。

　　一、“婦女問題”與婦女權利

　　“婦女問題”的提出并不是說婦女自身有什么問題，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議題。婦女問題是在婦女作為與男人一樣的“人”的意識覺醒后，要求與男人一樣享有平等權利的斗爭過程中出現(xiàn)的。

　　人權從抽象的意義上講，應該是只要是“人”，不論其性別、出身、財產(chǎn)狀況、教育程度等等，都應當平等地享有各種權利。女人是“人”嗎？這個問題似乎是個不證自明的真理。然而，歷史上長期以來，女人并沒有被當作像男人一樣的“人”對待。人們判斷男人是否高尚時，根據(jù)的是理性、德行和知識，而認為女人恰恰被認為缺少這些品質，因而應該服從男人，并把女人服從男人稱為自然秩序。當西蒙娜·德·波伏瓦提出“什么是女人”這個問題時，她指出，人類是男性的，男人不是從女人本身，而是從相對男人而言來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個自主的存在。“女人相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較女人而言確定下來并且區(qū)別開來；女人面對本質是非本質。男人是主體，是絕對，女人是他者” ①。一般而言，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著互換的可能性，即在一定條件下，主體會成為客體，客體會變成主體，這種相互性意味著主客體的平等。然而，男人是主體，女人是客體，這一對主客體關系并沒有互換性。從歷史上看，女人一直從屬于男人，她們從來沒有自我確定為主體，始終是“第二性”。

　　男性個人作為人權主體的原則，是伴隨著資產(chǎn)階級革命而確立的。然而，從女性的權利來看，無論是美國的《獨立宣言》，還是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雖然所秉承的原則是“天賦人權”，即人人在權利方面是自由平等的，但這里的人僅僅指男性，是不包括女性在內的，女性仍然沒有獲得作為“人”的主體性。啟蒙思想家對推翻封建制度、確立人權主體原則厥功至偉，然而，即使像盧梭這樣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也固執(zhí)地認為，探求抽象的和純理論上的真理，以及探求科學上的原理和定理——簡單說就是一切趨向于概括我們的觀念的那些事情——不是女人分內的事情；她們應該研究實際事物，她們的職責是去應用男子已發(fā)現(xiàn)的原理；她們應當發(fā)表意見，以便使男子去創(chuàng)立一般原理。女子應該把一切同她們的責任沒有直接關系的思想，放在男子的研究上，放在以趣味為目的的美好的才藝的取得上，因為天才的工作是她們的能力所不及的。②

　　為什么人類的一半會被作為“第二性”呢？對此，有很多不同的理論解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認為，起初的性別分工——男性出外狩獵，女性在家采集和養(yǎng)育后代——并沒有導致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是私有財產(chǎn)的出現(xiàn)導致了婦女地位的下降，甚至完全成為男性和家庭的奴隸。Familia這個詞，起初并不表示現(xiàn)代庸人的那種由脈脈溫情同家庭齟齬組合起來的理想，羅馬人發(fā)明了這一用語用以表示一種新的社會機體，這種機體的首長，以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shù)量的奴隸，并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為了保證妻子的貞操，從而保證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親，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絕對權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過是行使他的權力罷了。③有的理論援引基督教關于創(chuàng)世記的說法，認為上帝起初創(chuàng)造了男人，然后為了有個配偶幫助男人，就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女人。這種理論從保羅的書信中摘取一些語句，認為男性統(tǒng)治女性是上帝制定的原則，因而是神圣不變的。“④性別本質論則認為，男性與女性的生理結構不同，導致了男性與女性不同的心理特征，使得女性害羞、虛榮以及需要男人的指點和幫助，而生理結構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因而女性注定在追求真理和德性方面不如男性。性別本質主義理論至今仍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并發(fā)揮著影響。

　　無論這些理論有多么的不同，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歷史上確實存在著男性與女性不平等、女性受到壓迫和歧視的現(xiàn)象，而這種現(xiàn)象能夠存在如此長的時間，其實質就在于男權制的存在。

　　婦女問題的實質是男權制下兩性不平等的制度及為男權制辯護的意識形態(tài)。男權制不僅表現(xiàn)在制度方面，如涉及政治、經(jīng)濟、法律等各種制度，包括社會參與的權利、財產(chǎn)繼承權利、受教育的權利等等；同時，男權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從價值體系上對男性的角色和活動賦予了絕對的權威和價值，并由此建立起一種權力關系，實現(xiàn)男性群體對女性群體的統(tǒng)治。

　　如果女性心甘情愿地認同這種制度，就不會有所謂“婦女問題”產(chǎn)生，然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要求被當做與男性一樣的“人”看待的意識不斷覺醒，出現(xiàn)了幾次大規(guī)模的要求平等權利的運動。

　　幾個世紀的涵蓋各個階層的女性包括一部分男性爭取婦女權利的斗爭，不斷改變著社會和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婦女權利在國際社會獲得了確認和發(fā)展。1948年12月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條明確指出：“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chǎn)、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qū)別”。

　　自此之后，國際社會為了全面推動婦女地位的提高，通過了一系列宣言和條約，并且為了使保障婦女權利的理念和實踐更加被國際社會所認知和落實，聯(lián)合國先后召開了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總結《世界人權宣言》以來40多年的人權建設實踐的基礎之上，1993年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其中第18條指出：“婦女和女童的人權是普遍性人權當中不可剝奪和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使婦女能在國家、區(qū)域和國際各級充分、平等地參與政治、公民、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消除基于性別的一切形式歧視，這是國際社會的首要目標” ⑤。該文件首次在歷史上把人權與婦女權利聯(lián)系起來，標志著婦女人權概念正式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接受。

　　二、婦女問題治理中的“+婦女權利”

　　雖然在大規(guī)模爭取女性權利運動的沖擊下，國際社會對婦女權利的認識和保護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是，如前所述，男權制是個非常復雜的現(xiàn)象，不僅體現(xiàn)在制度層面上，還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20世紀的歷史證明，意識形態(tài)的改變是更為困難的，意識形態(tài)涉及歷史、文化、宗教，甚至情感、語言等方面，尤其是涉及兩性關系時，上千年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有時會成為人們的集體無意識沉淀下來，被人們當做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接受下來，而不是批判性的反省。因此，直到目前仍然有所謂“婦女問題”存在，即男女不平等的現(xiàn)象存在。為此，必須從兩方面花大力氣加以解決，一方面是從國家制度層面，另一方面是賦權婦女，促進婦女自身性別平等意識的覺醒，兩者都不可或缺。

　　(一)“+婦女權利”的內涵

　　國家治理以人權的保障和實現(xiàn)作為出發(fā)點和歸宿。“+婦女權利”意味著這個“+”號之前是國家治理體系以及每一個治理領域、每一項治理制度和每一個治理行為，不僅整體上而且個別地，都以保護婦女權利促進性別平等為目的。各種權利構成一個相互聯(lián)系、動態(tài)發(fā)展的整體。從這樣一種整體的、聯(lián)系的、發(fā)展的觀點來看待婦女權利，來確立國家治理諸項制度和行為的宗旨和目的，使各項制度和行為緊密相連、密切配合，具有內在的價值統(tǒng)一性。

　　把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理念，應用于婦女權利保障，就是國家治理以婦女權利保障為價值追求之一。最明顯的例子如，雖然現(xiàn)在幾乎所有的工作領域都對女性開放，然而女性就業(yè)還是主要集中在快餐服務、旅館清潔、護士等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婦女的工作”領域，一定范圍內仍存在著同工不同酬現(xiàn)象。另一個導致男女收入差距拉大的現(xiàn)象是職業(yè)和職位的性別隔離，即男性更多地聚集在社會威望較高且收入也較高的職業(yè)和職位。性別隔離限制了女性發(fā)展的潛力，并使她們處在勞動力分工的底層，極易受勞動力市場波動的影響。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建立經(jīng)濟發(fā)展和擴大就業(yè)的聯(lián)動機制，健全政府促進就業(yè)責任制度，規(guī)范招人用人制度，表現(xiàn)出對男女兩性平等就業(yè)權實現(xiàn)的高度重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行業(yè)結構的不斷改善，女性在性別均衡行業(yè)中的就業(yè)比例明顯增加，從2000年的15.7%到2010年的22.8%，說明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從隔離程度較高的行業(yè)退出后，進入性別較為均衡的行業(yè)。⑥這一成就的取得依賴于政府實施的一系列保障女性平等就業(yè)權利的措施，而女性所取得的成功，又激勵著更多女性去嘗試男性占絕對優(yōu)勢的領域，并改變著社會的意識。

　　(二)“+婦女權利”的落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方面積極探索在新形勢下保護婦女權利的途徑，另一方面積極簽署和加入聯(lián)合國保護婦女權利的國際公約和議定書，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政府保護婦女權利方面的決心和態(tài)度。如中國政府是《北京行動綱領》首批簽約國之一，向全世界承諾要在中國推進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戰(zhàn)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2015年在全球婦女峰會上指出，中國政府在2015年后發(fā)展議程中將性別視角納入新發(fā)展議程各個領域。這個講話最明顯地體現(xiàn)了新時代中國政府對國家治理與婦女權利保障之間關系的闡釋。國家治理中的婦女權利建設可以更好地調動廣大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努力實現(xiàn)中國夢的積極性，最終達到在保障婦女權利的基礎上實現(xiàn)性別平等。

　　1995年以來，國務院先后發(fā)布實施了三個中國婦女發(fā)展綱要，這三個婦女發(fā)展綱要是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國家行動計劃。在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中第一次將“促進婦女全面發(fā)展”作為專節(jié)列出；國家“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中第一次將“保障婦女、未成年人和殘疾人基本權益”作為一章列出。在國家專項發(fā)展規(guī)劃中也體現(xiàn)了中國政府保護人權和婦女權利方面的努力，如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都特別強調了婦女權利，提出促進婦女在各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承諾努力促進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這一系列舉措體現(xiàn)了歷屆政府對保護婦女權益的力度不斷加大，認識更加豐富。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是中國保障婦女權利的又一個重大的進步。家庭暴力一直是困擾女性的一大問題，然而長久以來，由于法律法規(guī)的不完善，以及認為家庭暴力是家庭內部的私事、公權力不應該介入等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絕大多數(shù)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選擇了沉默和忍受。2010年全國婦聯(lián)和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調查表明：“在整個婚姻生活中曾遭受過配偶侮辱、謾罵、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經(jīng)濟控制、強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 ⑦。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就是要轉變這一傳統(tǒng)觀念，對家庭暴力行為進行系統(tǒng)化的制度性治理，體現(xiàn)了政府對家庭暴力這一社會頑疾治理理念的改變，也是切實保護婦女權利的一項重要舉措。

　　1979年12月，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該公約是保障婦女權利的專門公約。中國積極響應，于1980年9月批準了該公約。此后，中國政府按照公約的要求，提出公約執(zhí)行情況的定期報告，接受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審查，并對委員會提出的意見進行積極回應。從1985年提交第一次報告到2012年提交第七次和第八次合并報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政府在提高婦女地位和保障婦女權利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已經(jīng)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在此過程中逐步加深對婦女權利是人權的認識。

　　正像習近平主席在全球婦女峰會上所承諾的那樣：“我們要把保障婦女權益系統(tǒng)納入法律法規(guī)，上升為國家意志，內化為社會行為規(guī)范” ⑧。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隨著國家治理水平的不斷提高，婦女權利建設以及權利制度保障也會更上一個臺階，更有利于促進性別平等。

　　三、婦女問題治理中的“婦女權利+”

　　(一)“婦女權利+”的內涵及其實施的影響因素

　　“婦女權利+”是“人權+”的具體化，是指通過承認、賦予、增強和保障公民個人的權利等來解決國家治理中出現(xiàn)的婦女問題。國家治理，并不是單單依靠增強國家權力和強制力的方式去實施，而是依靠權利與權力的互動和合力。婦女問題的治理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所為，另一方面需要婦女本身充分利用國家治理的有利條件，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婦女問題治理的過程中來。賦權的另一層非常重要的涵義是婦女自我賦權。加拿大國際開發(fā)署對女性賦權的定義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即賦權“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議程，獲得技能，建立信心，解決問題，能夠自立；它不僅是集體的、社會的、政治的過程，而且還是個人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其他人不能給女性賦權，只有女性才能給自己賦權，代表自己進行選擇和發(fā)言” ⑨。目前，由于保障婦女權利的法律法規(guī)制度日益完善，性別的直接歧視、顯性歧視越來越少，但是間接歧視、隱性歧視仍然存在。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不斷提升女性自身性別平等的意識，以及承認、賦予、加強、保障婦女參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權利得到解決，同時保障婦女的表達自由權、舉報權、申訴權，對國家機關的不作為以及對損害婦女權益的直接或間接的行為進行監(jiān)督。

　　因此，“婦女權利+”可以表述為“婦女權利+國家事務/經(jīng)濟和文化事務/社會事務”。“婦女權利+”的運用是尊重婦女治理主體地位和治理能力的體現(xiàn)。“婦女權利+”的運用有助于調動廣大婦女參與國家治理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有助于使治理決定獲得廣泛的認同和支持，相比單純依靠權力和強制去解決問題，往往更加有效，同時，“婦女權利+”的運用也在實現(xiàn)著那些作為治理方式的權利的本身。

　　“婦女權利+”的實現(xiàn)依賴于很多因素，其中核心因素是婦女自身性別平等意識的覺醒和提高。理論上說，女性作為“第二性”長期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女性自身應該有深刻的認識和動力去改變不平等的現(xiàn)狀。然而，現(xiàn)實情況卻復雜得多。作為一種制度的男權制，有可能在女權運動的不斷沖擊下，逐漸得到改變，但是男權制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已經(jīng)成為一些人的潛意識沉淀下來，并通過各種各樣的變形頑強地存在下來。例如，社會上存在的性別陳規(guī)定型就是其中一例。性別陳規(guī)定型指的是將具體的特質、特點或角色歸于女性或男性個人，而理由僅僅是她/他屬于女性或男性社會群體。性別陳規(guī)定型是一種認為女性和男性應該擁有某些特質或特點、或認為其應該扮演某種角色的歸納性觀點或先入之見。當性別陳規(guī)定型限制了女性發(fā)展個人技能、追求職業(yè)生涯和對生活與人生計劃做出選擇的能力，它就是有害的。女人是不理性的，或看似溫和的，更適合養(yǎng)育的，等等，這些性別陳規(guī)定型看似有理，甚至是在贊美女性，但是其實質掩蓋著性別歧視，而且更難發(fā)覺和進行自覺的批判。

　　由于長久生活在男權制下，受到男權制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夠意識到主體地位的喪失，從而失去了批判力。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穆勒曾經(jīng)指出：“男人對婦女的統(tǒng)治與其他形式的不同在于它不是暴力的統(tǒng)治，它是自愿地接受的，婦女不抱怨并同意參與” ⑩。為什么呢？因為“一切道德都告訴她們，女人的責任以及公認的多愁善感的天性都是為旁人活著，要完全地克己，除了同她們喜愛的人之外，沒有其他生活” ?。更有甚者，有些女性心甘情愿地喪失主體性，為了從男權制的庇護下分一杯羹。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分析的那樣，拒絕成為他者，拒絕與男人合謀，對女人來說，就等于放棄與高等階層聯(lián)合給她們帶來的一切好處。女人在回避經(jīng)濟上的危險的同時，也回避自由帶來的形而上學的危險：這種自由要孤立無援地創(chuàng)造目的。凡是個體都力圖確定自身是主體，這是一種倫理上的抱負，但除此之外，人身上還有逃避自由和成為物的意圖，這樣就避免了自身承擔生存所帶來的焦慮和緊張。這樣，將女人確定為他者的男人，會發(fā)現(xiàn)女人扮演了同謀的角色。這樣，女人并不要求成為主體，因為女人沒有成為主體的具體辦法，因為女人感受到與男人相連的必要聯(lián)系，而不再提出相互依存，還因為女人往往樂于擔當他者的角色。?

　　(二)“婦女權利+”的落實

　　如何才能破除男權制意識形態(tài)的迷霧，提高女性性別平等意識，把“婦女權利+”落到實處呢？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一方面，國家治理體系以及每一個治理領域、每一項治理制度和每一個治理行為，都應以保護婦女權利促進性別平等為目的。隨著治理領域、治理制度的改變和完善，治理能力的提高，適合新的經(jīng)濟基礎的意識形態(tài)或早或晚都會出現(xiàn)。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婦女權利+”的具體落實上。另一方面，應當充分利用意識形態(tài)對經(jīng)濟基礎的積極而有力的反作用。隨著女性性別平等意識的提高、“婦女權利+”的不斷落實，通過改變女性乃至全社會的理念，從而改變社會，促進性別實質平等。

　　從20世紀中國婦女爭取權利的運動來看，沒有婦女本身意識的覺醒，沒有婦女前赴后繼地為爭取權利而奮斗，就不可能有婦女地位的切實提高，以及婦女權利的切實保障。近代以來，中國先后遭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入侵，中國人民為民族獨立而浴血奮戰(zhàn)，廣大的婦女與男性一道，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婦女的解放不是被“賜予”的，而是女性自己爭取的。

　　改革開放40年來，婦女權利有了更多的保障，婦女性別平等意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婦女作為“半邊天”正在日益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在政治參與上，通過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婦女實現(xiàn)對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和管理，而且因為她們身為女性，更加清楚和了解婦女的現(xiàn)狀與需求，提出了許多維護婦女權益、促進性別平等的議案、建議和提案，有力地保障了婦女權利。在經(jīng)濟上，不僅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一直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婦女在高新技術領域、科學研發(fā)領域、企業(yè)管理領域等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這一切成就的取得既依賴于國家制度的不斷完善，也依賴于女性自身性別平等意識的提高。

　　雖然由于男權制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目前全社會的性別平等意識有待進一步的提高，實質上的性別平等也有待進一步的落實，然而隨著國家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治理能力的不斷提高，“婦女權利+”的不斷落實，女性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議程，建立信心，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也會越來越強。

　　（朱曉慧，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研究員。本文寫作受到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省部共建項目“《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文本邏輯與思想內涵研究”(項目號：XWH6064203)的資助。）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