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的人權學，是世界范圍內(nèi)唯一的人權學一級學科。
從人權法學到人權學，絕對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但當前國內(nèi)只有人權法學教材，并沒有一級學科意義上的“人權學”教材。
據(jù)何志鵬觀察，國內(nèi)人權研究者不超過100人，真正的人權學者可能還不足50人，“現(xiàn)在的人權學者們大多還是李步云、張文顯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開始進行人權研究的人，還有我們這些21世紀初受益于國際化潮流的新生代”。
2002年春，創(chuàng)刊不到半年的《人權》雜志在第三期刊發(fā)了一封讀者來信，主題只有一個：提議創(chuàng)建“人權學”。
彼時，距中國第一部人權白皮書發(fā)布剛過11年，國內(nèi)成立人權研究中心的高校不到10所。
但在信的書寫者、時任黑龍江省社科院黨委副書記楊星辰和實習研究員楊大威看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學的條件已基本具備和成熟”。
顯然，這顆種子被早早種下。20年后，第一個人權學二級學科博士點獲準設立。
而相關研究者“志不在此”，他們的目標是讓人權學成為一級學科。2022年7月2日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五院四系”的法學專家，在線上相聚，重點討論吉林大學能否設置人權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2023年9月14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下發(fā)通知，公示吉林大學建立全國首個人權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此前20年，中國的人權事業(yè)發(fā)展有幾個明顯節(jié)點。2004年，人權“入憲”；2009年，中國第一次公布人權行動計劃；2011年，首批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設立。
據(jù)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魯廣錦觀察，其它國家沒有一個大學專門設過人權學專業(yè)，都是以專項、課題的形式對人權加以研究。吉林大學的人權學，也是世界范圍內(nèi)唯一的人權學一級學科。
“懷疑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人權學一級學科真的能建起來嗎？2023年前，即便是在人權研究領域內(nèi)，這個問題或許也很難得到一個統(tǒng)一且肯定的答案。
2021年12月，時任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副院長徐滔參加了一場由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人權學科建設研討會，討論時多數(shù)學者表示支持建設人權學一級學科，但私下里“也有人說建不起來”。
懷疑并非沒有道理。“一般來說，我們判斷一個學科成不成熟，標準有兩個，一個是有沒有獨特的研究對象，第二個是有沒有獨特的研究方法。”徐滔認為，從法學學科下人權法學專業(yè)發(fā)展起來的人權學，目前大多受制于傳統(tǒng)法學的研究范式，還不具備固定的研究方法，想要發(fā)展，就需要交叉其他專業(yè)的知識，走跨學科之路。
這并非易事。徐滔做過統(tǒng)計，2011年到2021年10年間，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的專門性人權研究文章數(shù)量有逐年下降趨勢，“絕大多數(shù)期刊，只要題目中有人權兩個字，審稿第一關都過不了。不看內(nèi)容，不要了。” 而以“人權”為題的《人權》《人權研究》《中國人權評論》，成為學術交流的主要陣地。
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何志鵬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有時候為了出本書，在出版社表示沒有能力進行把關時，他們只能直接請示審核出版物的上級機構(gòu)出具證明，說明書的內(nèi)容沒有問題。
壓力層層上導，各方都覺得工作難做，何志鵬覺得，核心的原因還是很多人對“人權”這個詞不太懂，“因為我不懂，所以你最好別說，你說了我也沒法判斷你說的是對還是錯”。
“但在做人權工作的時候，我們的團隊就形成了一個理念，那就是吉林大學是一個地處相對偏遠的學校，如果行動遲緩，認識再跟不上，我們就很容易在教育競爭中被人家越甩越遠。”
何志鵬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吉林大學現(xiàn)任校長張希一直高度關注人權問題，就任校長后，他曾和當時校學位辦公室主任王慶豐商議，廣泛地融合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文學等學科，“做人權學”。
最終能申報人權學一級學科，契機是政策的變化。2018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發(fā)通知，將包括吉林大學在內(nèi)的20所高校確定為首批學位授權自主審核高校，按照要求，他們可以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自主評估、新設學位授權點。設立人權學一級學科很快得到推進。
對高校而言，建設一級學科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根據(jù)高等教育專業(yè)設置規(guī)定，一級學科為學科大類，二級學科是一級學科下設的方向， 設立人權學一級學科后，意味著高?？梢岳^續(xù)自主設置包括人權法學在內(nèi)的，更多與人權問題相關的二級學科，并且所有相關二級學科都可以申請成為博士學位授權點，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的范圍將大大拓寬。
“對人權學能否建成的懷疑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徐滔聽說，吉林大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獲批后，國內(nèi)有幾所“985”高校也想仿效吉林大學，自設人權學一級學科，“就像開飯店一樣，孤零零地開一家，很難做生意，這一條街都是干這個的，才能夠繁榮”。
站在對的歷史節(jié)點上
中國的人權研究走出理論禁區(qū)始于30年前。
《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據(jù)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原副所長劉海年回憶，1991年3月，相關部門召集了來自外交部、中國社科院和中央黨校等部門的三四十人進行座談。大家一致認為，人權問題如處理得好，中國可以占到輿論的制高點上；反之，則會授人以柄，對法治建設不利，對國家形象也有負面影響。
當年1月剛剛組建的國新辦決定組織人手，起草一份以闡述事實為主，表達中國立場的正式文件。
對人權問題的重視，從文件撰寫者的身份可見一斑：時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朱穆之直接領導，中宣部外宣局原局長田丹、時任國新辦一局副處長錢小芊為寫作小組成員。
1991年11月，首份長達4.5萬字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發(fā)布。3年后，1994年，魯廣錦進入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工作，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991年的白皮書發(fā)表后，外宣辦就成立了相應的領導班子，聚焦于對外做涉人權傳播和輿論應對、引導等工作。
人權研究與之同頻。1991年，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被視作國內(nèi)高校中最早的人權研究機構(gòu)之一。
中國的人權研究迎來第一次高潮。隨后十年，中國社科院、山東大學、北京大學、湖南大學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先后建起了研究中心。其間，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人權研究所在2000年成立。
也是在2000年，何志鵬成為吉林大學新入學的博士研究生，而后一腳踏入了這片理論研究的藍海。他的畢業(yè)論文題為《人權國際化基本理論研究》。
何志鵬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選題的確定經(jīng)過了兩次調(diào)整，先是導師鄭成良認為他最早提出的兩個選題缺乏挑戰(zhàn)性，建議從人權與主權關系的角度入手；后來在一次出差途中，新的選題又被校內(nèi)另一位老師張文顯改進提升，后者從1990年代初便開始發(fā)表人權相關的學術論文。
“那時，中國人權學術研究呈現(xiàn)出國際化傾向，一個新現(xiàn)象是國內(nèi)高校與北歐幾個國家的人權研究機構(gòu)關系密切，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兩本《國際人權法教程》，內(nèi)容基本是當時‘北歐—中國國際人權法教師研修班’的成果，好多材料摘取自聯(lián)合國人權資料庫。”在張文顯的建議下，以人權國際化問題為起點，何志鵬推開了人權研究的大門。
回望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人權教育、研究的發(fā)展，廣東工業(yè)大學法學院院長、數(shù)字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陳佑武認為，原因之一正是老一輩研究者們站在了對的歷史節(jié)點上，把握住了機會。
2000年，陳佑武考上了湖南大學研究生，那一年湖南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成立，主任正是陳佑武的導師、“法學三老”之一的李步云。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李步云認為“最早提出保障人權”是他一生中辦過的兩件大事之一。早在1979年，他就在《人民日報》上發(fā)文，倡導保障罪犯的人權 。
2000年，李步云受邀到湖南大學任法學院院長并成立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一個新的想法隨之產(chǎn)生：開辦人權教育培訓班。
但過程并不順利。陳佑武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籌備開始后，李步云按規(guī)定向?qū)W校遞交了請示報告計劃，但當時人權研究和人權教育在全國剛剛起步，學校領導開會討論后，卻依舊拿不準是否可行，為求穩(wěn)妥，上報教育部。
2001年，為期十天的全國第一期在職干部人權培訓班正式開班，規(guī)模比原定的80人少了許多，最終約有三四十人參加，所有人的吃住均由主辦方提供。
盡管未獲上級部門明確支持，第一期培訓結(jié)束后，李步云還是被默許繼續(xù)開辦了三期培訓班，后來又在2002年同湖南省公安廳合作，給全省106個縣市的公安局領導做了次人權培訓。
2004年上半年，在教育部建設“985工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基地過程中，李步云主導完成了一份長達52頁的湖南大學人權研究創(chuàng)新基地論證報告，學校上報時，“方案沒有得到重視”，被排在了第三位。
陳佑武回憶，當時湖南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在建設中遇到了一些困難，其中一個就是人權研究中心能否建成學校的二級單位，與法學院平行。李步云一度曾向校領導發(fā)出請求，希望能夠獲得幫助。
“但當時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才是人文學科發(fā)展的重點，而且一說人權，大家其實還是有點拿不準的。”陳佑武說。
“法學三老”之一的李步云，曾建議“人權入憲”。（南方周末資料圖）
“爭奪”基地
在學術界，人權研究的第二撥熱潮是從2004年開始的。
一個重要背景是，2004年3月，憲法進行第四次修改時，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前一年的6月13日，李步云等5位憲法學者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一次座談，他被要求第一個發(fā)言。李步云提出4點建議，其中之一就是“人權入憲”，他認為這一舉動可以徹底清除國際上的誤解，提高國家聲譽。
“人權”二字被寫入憲法之后，2004年下半年，李步云離開湖南大學，組建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當時已經(jīng)畢業(yè)的陳佑武決定放棄剛剛成立的律所，隨師南下，就此一頭扎進人權研究領域。
2023年初，李步云和陳佑武合作發(fā)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論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將中國的人權學科發(fā)展歷程分為萌芽、初創(chuàng)和發(fā)展階段。
他們認為，2009年是第三階段的起點，那一年，《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發(fā)表。
這份長達22萬字的文件是1993年聯(lián)合國發(fā)表《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鼓勵各國擬定國家行動計劃保障人權以來，中國發(fā)布的第一份人權主題的國家計劃。當中提到，要“選取若干開展人權教育較早的高等院校作為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
在官方大力推進高校開展人權研究之際，李步云又抓住了機會。2010年2月21日，已是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步云給時任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羅豪才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議“在全國的東、南、西、北、中部地區(qū)各建立一個‘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
2011年，南開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廣州大學等3所高校的人權研究中心率先獲批。
“最早其實是試著先設幾個基地。”徐滔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首批3家入選單位的首席專家李步云、常健和徐顯明，都是“人權研究方面全國有名的專家”，有著參與中國第一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制定或其他重要文件的特殊經(jīng)歷。
在中國人權研究會現(xiàn)任副會長魯廣錦看來，以國家的名義設立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將人權作為一項事業(yè)發(fā)展，足見中國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視。
2012年6月，第二份人權行動計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印發(fā)，當中要求，“到2015年，至少新增5個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
2014年初，第二批基地遴選評審工作通知正式對社會公布。同年，在機構(gòu)改革過程中，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七局正式更名為中宣部人權事務局。
競爭尤為激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11所高校先后提交評審材料，其中一所高校中途退出。
西南政法大學更是在通知正式對外公布前，已著手開始準備。徐滔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2011年，西南政法大學將“司法與人權研究中心”“公民權利與法律援助中心”等與人權有關的7個研究機構(gòu)整合為二級單位，設立“人權教育與研究中心”（2016年更名為“人權研究院”）。2013年4月，由徐滔執(zhí)筆撰寫的14萬字遴選材料被遞交上去。2014年，西南政法大學順利入選第二批基地建設單位。
吉林大學和北京大學雙雙落選。何志鵬后來從評委處得知，能否“體現(xiàn)出整個學校的精力投入和支持”是遴選的重要考量，而這兩所高校的人權研究中心均不是二級單位，僅為法學院下屬的研究基地。
“給評委的觀感就是我們的人權基地主要還是法學院的同志在努力。”何志鵬坦承，那次落選后，從事人權研究的老師們開始努力向校領導傳遞一個觀點，“人權是吉林大學的傳統(tǒng)優(yōu)勢研究項目，而且是未來發(fā)展的大方向”。
2020年，在第三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印發(fā)后再次遴選基地時，已經(jīng)成為二級單位的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趕上了“末班車”。2020年至今，14家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再未有過增減。
從人權法學到人權學
各高校轟轟烈烈推進人權基地建設時，置身其中的研究者們產(chǎn)生了一個新的想法：給人權建立學科。
2005年12月，經(jīng)國務院學位辦批準，擁有專業(yè)設置自主權的中國政法大學，率先增設法學的又一分支學科——人權法學。這是第一個與人權相關的二級學科。
2009年，第一位人權法學博士孫平華畢業(yè)。同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明確自主設置二級學科不再是少數(shù)高校享有的“特權”，所有學位授予單位均可自主設置。
在何志鵬看來，人權研究以法學為起點幾乎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我們講人權是一種權利，權利就是一個法律問題，它需要制度，需要救濟，如果沒有法律，人權就是一個空中樓閣”。
2013年，四川大學獲批建設人權法二級專業(yè)，緊隨其后，西南政法大學也在2015年自主設置了人權法學二級學科。
至于建設人權學一級學科，徐滔印象里，學界第一次有意識地思考這個問題還是在2016年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舉行的“人權法學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yǎng)研討會”上，當時，有學者闡述了“人權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地位”。第二年年底，在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舉行的另一場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提出，“人權法是否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在當時，這門獨立學科具體要如何命名并未明確下來。
2020年左右，西南政法大學開始認真思考建設人權學一級學科。“人權”對學校建設的重要性是其中一大原因。
徐滔提到，201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組織新增學位點審核時，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共有二十余所高校申報，最終僅10所高校獲批，西南政法大學就是其中之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有一個人權與輿論研究方向，人權傳播成了特色亮點”。
“當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獨立建成人權學一級學科也很成熟，那為什么不自己做呢？”徐滔說。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限制西南政法大學更進一步的原因非常簡單：沒有一級學科授權點自主審核權。如果西南政法大學想要建設人權學一級學科，只能等待教育部將人權學納入《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yǎng)學科目錄》中。
吉林大學得以“彎道超車”，不僅因為有自主審核權，還有其它的“天時、地利”因素。
2020年，終于獲批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后，何志鵬等人決定放棄眾多高校一致選擇的人權法學，將視野更加廣闊的人權學作為突破口。
經(jīng)過一年準備，吉林大學于2021年正式向國務院學位辦遞交了自設人權學二級學科的申請。同年，剛剛卸任中宣部人權事務局局長的魯廣錦受吉林大學邀請，參與人權學科建設。這一年，李步云、陳佑武也聯(lián)名向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提交推動人權一級學科建設的建議。
在人權研究領域，魯廣錦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徐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人權領域內(nèi)只有魯廣錦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專門講過人權課。而據(jù)新華社2022年2月26日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2月25日下午就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進行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國人權研究會秘書長魯廣錦同志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提出了工作建議。”
2022年，吉林大學拿下了第一個人權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放在法學之下，并將人權學一級學科設立計劃提上日程。一年后，吉林大學正式獲批人權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放在交叉學科門類下。
難言一切就緒
吉林大學目前只獲批了人權學一級學科博士授權點，這也意味著短時間內(nèi)這一學科只能招收博士生。2024年秋季，首批4名博士研究生即將入學。對于這次招生，吉林大學格外審慎。
何志鵬介紹，在2022年7月召開的人權學一級學科建設評審會上，南開大學常健教授就提出，由于人權學人才培養(yǎng)經(jīng)驗不足，不能冒進。學校吸取這一建議，計劃首批招生人數(shù)繼續(xù)保持在4個，同以往是二級學科時的招生規(guī)模一致。
為人權領域培養(yǎng)更多專門人才或是首要目的之一。據(jù)何志鵬觀察，過去二十年，人權研究的隊伍并沒有實質(zhì)性的擴張，研究者不超過100人，真正的人權學者可能還不足50人，“現(xiàn)在的人權學者們大多還是李步云、張文顯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開始進行人權研究的人，還有我們這些21世紀初受益于國際化潮流的新生代”。
至于將來畢業(yè)學生增多后的出路問題，吉林大學也有自己的計劃。何志鵬介紹，接下來他們打算向中組部、教育部提出建議，以外交和宣傳部門為主，給人才提供一個明確的出口，或是將人權學納入公務員選拔的專業(yè)范疇中去，“他們的工作是和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還有各個條約機構(gòu)聯(lián)系，需要一批懂外交、懂人權的人才，當然也需要內(nèi)宣人員”。
不過回到當下，擺在人權學面前的還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難，學科建設難言一切就緒。
從人權法學到人權學，在魯廣錦看來，絕對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當今的基地全是法學領域，研究面太窄。”魯廣錦說，從學科建設來看，教材、課程設置、人才培養(yǎng)，包括這種學術的成果，都要體現(xiàn)出人權學的特點了，而不要繼續(xù)在法學的框架下，“所以我們也在思考，要從歷史、文化、哲學等方面去寫人權學的教材。”
但當前國內(nèi)只有人權法學教材，并沒有一級學科意義上的“人權學”教材，遑論“人權學”教材體系。徐滔指出，即便是人權法學教材，也具有數(shù)量少、結(jié)構(gòu)同質(zhì)化等缺點，“存在著時代性、中國性和大眾性不足等問題”。
“我們就一點一點地在開拓。”2023年11月，由魯廣錦帶領團隊寫就的《中國式人權文明概論》剛剛出版，何志鵬說這本書算是人權學領域的導論性書籍，下一步，他和魯廣錦還會繼續(xù)帶領學院老師編寫教材，更多的計劃都已經(jīng)上報。
?。☉茉L者要求，徐滔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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