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兩源”：“兩個結合”視域下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
劉 明
內容提要：中國人權道路受外在動因和內在動因的雙重驅動，既受到世界范圍內人權的一般性規(guī)律的影響，又遵循中國自身的內生邏輯。“兩個結合”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國情不斷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的具體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其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中居于“核心”位置，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人權本身的規(guī)律性認識；“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則構成中國人權事業(yè)不斷推進的“活水源泉”。“兩個結合”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其展現的“一核兩源”的邏輯結構解釋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性，既是對中國人權道路的動力進行的闡釋，也是對中國人權道路的合理性進行的辯護。
關鍵詞：“兩個結合” 人權內生性 “一核兩源” 中國人權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即“兩個結合”)。“兩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總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提供了道路指引。中國的人權事業(yè)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篇章”，一方面，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另一方面，需要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fā)并從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養(yǎng)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權的系統(tǒng)闡釋，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根本指導，在中國人權事業(yè)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構成中國人權事業(yè)的兩個“本土源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權事業(yè)的指導理念，也是對中國人權實踐的科學認識和規(guī)律性總結。
一、人權內生性的“核心”：馬克思主義
任何國家在選擇自身的人權道路時都無法忽視其內在因素的影響，即本國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現狀等因素既影響著該國在選擇人權道路時的合理性，也影響著該國人權道路在實踐過程中的合理性。在這種意義上，人權的內生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兩個結合”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性，并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人權道路的根本指導思想。
(一)人權道路的內生性特征
一個國家的人權道路具有內生性，即受本國傳統(tǒng)文化、現行公共政治文化、具體國情等內部因素的激發(fā)和影響。一個國家在選擇人權道路的過程中，遵循人權的內生性邏輯是必要前提。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基礎、歷史語境和國情，這些因素既是一個國家在選擇人權道路時的“原因性變量”，也是其人權道路的“辯護性變量”。換而言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既是對一個國家選擇某種人權道路的原因進行的解釋，也是對該國人權道路的生成過程進行的闡釋，為一個國家的人權道路選擇提供了合理性辯護和合法性辯護。具體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因素解釋了不同國家在人權道路上的差異性。
遵循內生邏輯是中國的人權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內在要求。在總結中國人權道路的經驗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推進我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實踐中，我們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總結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成功經驗，借鑒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fā)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述表明了中國人權道路在發(fā)展過程中的雙重動因，也是“兩個結合”在人權領域的具體運用。對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的借鑒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外在動因，人權具有普遍性，從全人類的人權發(fā)展中借鑒合理要素，是人權發(fā)展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人權又具有特殊性，不同的國家根據國情尋找適合自己發(fā)展的人權道路。人權作為一個實踐性要求極強的觀念，其內在動因更具根本性。與西方國家強調人權普遍性優(yōu)先于特殊性不同，中國的人權道路強調特殊性先于普遍性。
“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這一論述，既是對中國人權道路的生成邏輯的說明，也是對中國人權道路的合理性進行的辯護。“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構成“兩個結合”的基本要素。其中，馬克思主義在“兩個結合”的結構體系中居于中心和根本的地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權事業(yè)的核心指導思想。“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中國人權道路提供了“活水源泉”，是中國“本土資源”的集中體現，馬克思主義只有與這兩個要素相結合，才能保障中國人權道路的合理性。“兩個結合”所展現的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是“政治性”和“原生性”的結合，“本土資源”展現了“原生性”，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權道路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體現了明顯的“政治性”。
“政治性”在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中起主導作用，是中國人權道路的重要特征。從人權觀念的生成學視角看，一個國家的人權觀念往往是多種文化和多種意識形態(tài)相互競爭和相互融合的結果，甚至在社會層面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和競爭性。與人權觀念的生成邏輯不同，一個國家的人權道路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觀念與人權實踐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執(zhí)政黨和整個國家的意志選擇，即執(zhí)政黨將自己的人權意識形態(tài)上升為國家意志并指導國家的人權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作為黨和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人權道路的生成中居于根本地位。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統(tǒng)治階級根本利益的體現，并被社會多數成員廣泛接受和自覺認同。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人權道路中的核心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國人權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是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權發(fā)展中的領導地位決定的，也與馬克思主義對人權的規(guī)律性認識密切相連，而且，中國人權道路的歷史實踐不斷印證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其一，馬克思主義是中國人權道路的根本指導思想，這是由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權道路的領導地位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權道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權道路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權道路的主要規(guī)劃者和引領者，與西方國家的人權道路不同，中國的人權道路不是“自下而上”的分散治理模式，而是自上而下的集約型治理模式。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的領導力以及中國政府強大的執(zhí)行力，是中國人權道路的主要推動力量。黨和國家通過“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政府工作報告”等方式自上而下地統(tǒng)籌推進中國的人權事業(yè)。此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中國的人權事業(yè)始終緊密相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百年奮斗史，貫穿著黨團結帶領人民為爭取人權、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發(fā)展人權而進行的不懈努力。其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主流人權觀念的主要生成者和闡釋者。通過不斷創(chuàng)新理論指導實踐是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在中國，人權理念不僅具有文化屬性，更具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創(chuàng)新人權思想來形成人權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主導權。
中國共產黨對人權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主要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指引而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總綱領，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各項事業(yè)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中國的主流人權意識形態(tài)是馬克思主義人權觀，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權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權道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黨和國家的目標與使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保障事業(yè)前進的根本保證。
其二，馬克思主義是對人權本身的科學化認識和規(guī)律性認識。長期以來，人權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歐洲啟蒙思想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然而，這種源自西方文化的人權觀念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能壟斷對人權的科學認識，甚至其本身內含明顯的局限性。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批判了資產階級人權的虛偽性和偽科學性，構建了其對人權的科學化認知。首先，馬克思將歷史性視作人權的基礎，用“歷史人權論”取代了啟蒙哲學的“天賦人權論”。啟蒙哲學以及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均將人權視為是“天賦的”，是一種“自然權利”，然而，這種形而上學的人權觀念明顯是“反歷史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權觀念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形式，受到特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的制約。其次，馬克思用“關系性”的人權代替啟蒙哲學中“原子式”的人權。啟蒙哲學將個體視為人權的價值主體，強調個體自由權的至上性。馬克思則認為，個體只有在共同體中才有價值，“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最后，馬克思用真正的“普遍平等人權”代替了資產階級的“特權”。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是純粹個體的私權，是同他人和共同體相分立的個體權利，資本主義國家市民社會中的自由權是“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單子的自由”，“自由這一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互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
馬克思在對資產階級人權觀念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構了其對人權的科學化和規(guī)律化認識。一方面，馬克思批判了西方人權傳統(tǒng)中從抽象觀念的視角論證人權普遍性的方式，主張人權具有歷史性，需尊重不同國家具體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現實。另一方面，馬克思從共同體和個體相結合的關系視角看待人權的基礎，既暗含了個體權利與集體權利相協(xié)調的觀念，也為個體的平等自由和人性解放的實現指明了道路。馬克思人權觀念中的這兩個方面，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體現了對人權的科學認識，也為中國今天的人權實踐提供了價值指引和道路指引。甚至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馬克思關于人權的科學化闡釋也代表了一定的普遍性和規(guī)律性，“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追求的是人人基于平等的自由。具體的人的自由、權利與利益之實現，無疑是一切人類合作與政治行動的目的與歸宿，也是一切政治法律制度最終的目的與歸宿”。
其三，中國人權道路的歷史實踐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品格，通過實踐驗證思想的科學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中居于“核心”位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行”，這是中國的百年實踐所驗證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一直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視為治國理政的基本目標，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法治建設、減貧脫貧、社會保障等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的人權事業(yè)不斷推進。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貧困問題和吃飯問題是困擾中國幾千年的難題。1978年，中國的貧困人口仍有7.7億，2020年年底，中國實現了全面脫貧，這是中國人權道路的勝利，也是對世界人權事業(yè)的巨大貢獻。
二、“兩源”：中國人權道路的“本土源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tǒng)空談人權。人權的歷史性、具體性和現實性，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權的基本價值認知和思維邏輯。首先，人權具有歷史性。人權的歷史性主要指人權觀念以及人權實踐活動在時間上是變動和發(fā)展的。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的人權觀傾向于認為人權是絕對的和不變的，是超越時空的存在；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則認為人權是在實踐中不斷發(fā)展的，是歷史的產物。其次，人權具有具體性。人權的具體性主要指人權觀念以及人權實踐在空間上是特殊化和語境化的。西方主流人權觀念認為人權是抽象的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存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則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權觀念和人權實踐在根本上由一個國家的具體實際所決定。最后，人權具有現實性。人權的現實性主要指一個國家的人權觀念的形成以及人權道路的選擇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解決該國的人權現實問題，人權的現實性是由人權的歷史性和具體性所決定的。
一個國家主流的人權觀念和思維邏輯決定了該國人權道路的選擇邏輯。“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對人權的歷史性、具體性和現實性這三個思維邏輯的現實反映，是中國在選擇適合自身人權道路過程中的條件分析和情境分析，為中國人權道路的特殊性提供了合理化辯護。情境分析的邏輯是析出范式比較對象在發(fā)生學意義上的不同要素和前提條件。概念建構的基礎之一是特定的情境，“任何概念建構都不可避免是特定場合和特定意圖的產物，都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而試圖超越其特定背景來理解概念，‘都是很天真的’”。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中國人權內生性的兩個“本土源泉”，是中國人權觀念建構和人權道路選擇的兩個前置情境條件，脫離這兩個情境條件的人權道路如同“無源之水”。
(一)“中國具體實際”：中國人權道路的現實源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人權“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進一步指明了“中國具體實際”在中國人權道路選擇過程中的具體內涵，即中國人權道路的選擇受中國具體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的約束。一個國家具體的政治和社會條件決定了一個國家人權觀念的形成和人權道路的選擇。17、18世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形成的人權觀念和人權道路也僅是對當時歐美特定時空語境下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的反應，而不是人權的普遍模式。在這種意義上，“人權不是一個亙古不變的超時空概念，不是凌駕于人類不同民族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發(fā)展歷史及現狀之上的抽象權利，也不是一經思想家發(fā)現就能一勞永逸地固定下來而絲毫不發(fā)生變化的權利”。
中國具體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現實起點和約束條件。人權的歷史性和具體性決定了相關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呈現出差異；甚至，在同一歷史時期，相關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也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因此，在說明某一特定時期人權道路的內生因素時，需要分析某些具有根本地位和基礎作用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政治條件或社會條件決定著中國人權道路的選擇，是“中國具體實際”對新時代中國人權道路的現實約束。
其一，中國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決定了中國人權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既構成中國特色人權道路最根本的政治條件，也是中國人權道路的政治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我國人權事業(yè)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我們能夠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平等共享人權，堅持以系統(tǒng)性思維謀劃人權建設，推進各類人權全面發(fā)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占多數是一個基本事實。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與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的人權道路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決定了中國的人權道路在政治層面的特殊性。
其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人口規(guī)模巨大”的現代化，這構成新時代中國人權道路的基本社會條件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點：“人口規(guī)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xié)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fā)展道路”。這五個方面與中國人權道路緊密聯(lián)系，“從人權的維度認識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上述五大特征，正是堅持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推動我國人權事業(yè)全面發(fā)展在實踐上的主要內容”。其中，“人口規(guī)模巨大”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條件進行的闡釋，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等其他四個特征則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和價值進行的闡釋。中國的人權事業(yè)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目標之一，遵循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條件約束和價值約束。“人口規(guī)模巨大”同樣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社會條件約束，決定了中國人權道路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guī)模超過現有發(fā)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fā)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
其三，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這構成新時代中國人權道路的另一基本社會條件。人權的現實性要求國家在選擇人權道路時將人民最關切的問題放在首位。一方面，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成為廣大人民最為關注的目標，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制約著人民群眾的這一目標，甚至成為影響中國人權事業(yè)的最大問題，“中國社會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影響中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最大問題，保障和促進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和發(fā)展權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建設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現狀既體現在不同的階層、區(qū)域、城鄉(xiāng)等領域，也體現在人權的內容和結構中。“美好生活”一方面是以物質和收入為基礎，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是“美好生活”的首要內容，“按照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物質資料的生產永遠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道路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fā)展，“美好生活”也包括公民權利、文化權利、政治權利等方面的人權要求。“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強調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或“人的繁榮”。不同類型的權利之間的平衡發(fā)展和充分發(fā)展，既是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特色人權道路的應有之義。
以上三個方面構成新時代中國人權道路的“具體實際”或“國情約束”。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性質是中國人權道路進行選擇時的“政治條件”，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特點以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構成新時代中國人權道路的“社會條件”，這三個方面較為集中地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一個國家的人權“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在一定意義上講，這三個方面的社會政治條件構成中國新時代人權道路的第一個“本土源泉”，影響著中國人權道路的生成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和人權現實性，決定了中國新時代人權道路需要遵循中國的“具體實際”，這也是中國人權內生性的重要方面。
(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國人權道路的歷史源泉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權“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構成人權內生性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既對一個國家人權觀念的形成和具體內容產生重要影響，也對一個國家人權道路的選擇和人權的實現程度產生重要影響。從詞源學的角度講，人權的概念產生于17世紀前后的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權的具體觀念和具體內容便因此而“定于一尊”。在很大程度上講，西方主流的人權觀念脫身于歐洲特殊的宗教和文化傳統(tǒng)。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發(fā)掘人權資源是人權內生性的內在要求，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另一個“本土源泉”。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諸多因素與今天的人權觀念相契合。但另一方面，現代人權的核心特征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tǒng)一，能否從特定的傳統(tǒng)文化中發(fā)掘人權的普遍要素，是鑒定一個國家的傳統(tǒng)文化能否相融于現代人權觀念的必要前提?，F代人權的普遍性主要體現在理念基礎、形式要求和內容要求三個方面。從理念基礎上看，現代人權觀念的普遍性要求對“人性”有一個普遍主義的理解。人權是關于人的權利，且是每個人均應享有的權利，這要求人權的觀念須建立在對“人性”的普遍理解之上。其次，從形式要求看，現代人權觀念的普遍性要求對整個人類有普遍主義的關懷。人權并非僅針對某個國家和某種文化，而是針對整個人類和每一個人類個體的。最后，從內容要求看，現代人權觀念的普遍性要求關注任何個體最為緊迫的利益。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僅內含中國國情下對人權的特殊理解，且在一定意義上內含現代人權中的普遍主義特征。首先，從理念基礎上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內含對“人性”的普遍主義理解。西方主流人權觀念以“理性”“個體性”等人性假定為理念基礎，是西方文化對“人性”的一種普遍主義理解，在此基礎上西方國家建立起個體自由至上的人權觀念。與之不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調人的“仁愛”本性和“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tǒng)一，如孟子提到的“仁而不愛，不足以解人；愛而不仁，不足以立者”(《孟子·公孫丑下》)和中國幾千年強調的“家國情懷”。其次，從形式要求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富含對整個人類的關懷，如儒家講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最后，從內容要求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關注到了人類個體最為迫切的利益，如中華傳統(tǒng)文化提到的“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強調了物質條件在每個人生活中的基礎性作用。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所內含的這些普遍主義要素，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現代世界人權觀念中的一些普遍成分，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重要根基的中國人權道路，也是符合世界意義的人權道路。
任何國家的人權理念和人權實踐都無法完全脫離其自身文化根基。在中國人權道路的選擇過程中強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對以上客觀事實的尊重，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廣大民眾的文化訴求和心理基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人權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產物，在強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中國人權道路的影響時，也應該避免“文化本體論”的誤區(qū)，即認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構成人權的主體和本源。從人權的現代特征看，現代人權是建立在現代法治和現代政治文明基礎之上的，傳統(tǒng)文化在一個國家人權道路的選擇過程中的功能主要是解釋性功能，而不是構成性功能，即傳統(tǒng)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一個國家選擇某種人權道路的合理性，但不能構成現代人權的具體內容。
三、“一核兩源”的內部互構及其內涵的四個“具體結合”
一個國家的人權發(fā)展狀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國的政治文明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兩個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論指引，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則是“兩個結合”在中國人權道路問題上的具體應用，展現了中國人權道路內生性的具體邏輯。簡而言之，中國人權道路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在“兩個結合”的邏輯結構中處于核心位置和主體地位。“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構成中國人權道路的兩個“本土資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活水源泉”。
(一)“一核兩源”的內部互構
“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兩個結合”的三個要素。這幾個要素之間并不是分立的，而是內部互構的，在邏輯上是彼此關聯(lián)和支撐的。“第一個結合”是實踐唯物主義的體現，“第二個結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體現，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中國人權道路的兩個“本土源泉”，則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結合。
首先，“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一個結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都反對教條主義和抽象觀念，而是將實踐作為理論的首要屬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一特性是實踐性，它在實踐中發(fā)展，在實踐中修正”。實踐活動的對象是外在世界，而外在世界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只有同不斷發(fā)展變化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理論才有生命力，實踐活動才能向善而行。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脫離具體實際的教條主義和實踐活動給黨和國家的事業(yè)帶來了沉重災難。“第一個結合”要求新時代的中國人權道路不能脫離當前的具體實際，這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品格決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和目標”等“具體實際”既決定了中國人權道路的性質和具體內容，也反過來塑造著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
其次，“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第二個結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在歷史進程中把握外在對象和社會發(fā)展等問題，“歷史唯物主義以歷史的眼光理解存在，在對象性關系和對象化過程中把握事物的存在及其觀念”。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中存在一些要素是與現代人權觀念相背離的，如“男尊女卑”“臣民觀念”等。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則是代表現代文明的人權觀，強調“人人平等”，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了過濾效應，去其糟粕，留其精華。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塑造著國家的公共政治文化和國民性格，決定著一個國家的人權觀念和人權道路能否有效“落地”。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權道路不僅受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而且受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人權是歷史地產生的，在不同歷史發(fā)展階段體現為不同樣態(tài)。人權作為觀念上層建筑，也不能脫離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文化環(huán)境”。一個國家在選擇自身的人權道路時，如果完全脫離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而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人權道路，終將會因缺乏人民的心理根基和實踐土壤而失敗。
最后，“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中國人權道路的兩個“本土源泉”，體現了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不是割裂的，而是具有極強的內在關聯(lián)性，“歷史唯物主義具有實踐性。歷史唯物主義的創(chuàng)立不是空中樓閣，其既具有實踐來源也具有實踐功能”。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具體實際”不僅是對現實的反映，也是具體歷史的體現，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構成要素，也是“中國具體實際”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是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中國的人權道路如果只強調“第一個結合”，則忽視了歷史因素對實踐活動的影響，是將歷史唯物主義同實踐唯物主義的割離；如果只強調“第二個結合”，則是過分夸大了歷史的決定作用，沒有看到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首要品格，是將實踐唯物主義同歷史唯物主義的割離。
(二)中國人權道路中的四個“具體結合”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兩個結合”塑造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性，并決定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具體形態(tài)和特征，即習近平總書記闡釋的以下六個方面：“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堅持以生存權、發(fā)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堅持依法保障人權”“堅持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這六個方面實際上也是中國人權道路的具體內容，體現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有機統(tǒng)一。其中，前四個方面強調了中國人權道路中特殊性的面向，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后兩個方面則強調了中國人權道路遵循人權普遍性的一面，依法治國以及尊重聯(lián)合國體系和國際法體系是大多數現代國家都會選擇的人權發(fā)展道路。從人權理論本身所展現的邏輯看，與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人權道路的特征體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結合”。
(1)中國人權道路的實現主體是黨的領導和人民性的結合。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將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個體與公共權力的對抗分別視作實現人權的條件和途徑，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有限政府”，這決定了西方國家的人權道路中并不存在一個統(tǒng)一的推動力量。與之不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來源于人民，為人民服務。黨和人民的關系決定了中國的人權道路是由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共同推動的，人民和執(zhí)政黨之間、個體和國家之間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融合的關系。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確保了中國人權道路的政治性和社會主義性質，人民則是中國人權事業(yè)的主要參與者和促進者。中國人權道路中的“人民性”不僅強調廣大人民是權利的享有者，也強調廣大人民是中國人權事業(yè)的推動者，激發(f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是中國人權道路的特色。
(2)中國人權道路的權利主體是個體與集體的有機結合。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將權利的享有主體限定于個體，認為只有個人才能擁有人權，進而否認了集體權利的存在。這一主張否定了國家、民族等集體擁有和平權、自決權、發(fā)展權、環(huán)境權等方面的集體權利。從歷史和實踐的角度看，以上主張忽視了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爭取國家獨立和自決地選擇本國發(fā)展道路的權利。即便從理論上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人權理念也遭受到了其內部的質疑，共和主義的理論家認為，自由的國家是個人自由的前提，免受外國干涉的“政治獨立”和“自治”是一個國家應有的權利。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人權道路不僅承認個體權利的存在，也承認集體權利的存在，這既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決定，也遵循了權利理論本身的邏輯。一方面，中國曾經長期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意識到國家獨立和國家自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從權利本身的理論邏輯看，集體權利是個體權利的重要前提，只有確保國家的獨立和自主，人民的各項權利才能得到保障。此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中，還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集體”的觀念一直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將個體與集體同時視作權利的主體，也是由中國人權的內生性所決定。
(3)中國人權道路的權利內容是利益型權利與選擇型權利的有機結合。權利通常指一個人(或集體)有資格享有的某些有價值的東西或事態(tài)，這些有價值的東西或事態(tài)構成了權利的具體內容。在權利的內容方面，存在利益論和選擇論的區(qū)分。簡而言之，利益論主張權利的內容主要是能夠給人帶來幸福和快樂的實質性利益，如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滿足；選擇論則主張權利的內容主要是人的自由和自主。前者主要包括與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相關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后者則主要包括公民的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西方人權傳統(tǒng)一直強調自由權是人權的核心，甚至否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是基本人權。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人權道路立基于中國國情，以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為目標，強調保障人民群眾的實質性利益，將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作為首要人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堅持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在強調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的同時，中國也主張協(xié)同實現公民的自由權和政治權利，利益型權利與選擇型權利的有機結合，是中國人權道路的重要特征之一。無論從人權的實踐歷史看，還是從國際人權法的內容看，利益型權利與選擇型權利構成人權的兩大核心范疇，缺一不可。不同的國家在選擇適合自身的人權道路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難免會有不同側重，但也不可偏廢其一。
(4)中國人權道路的實現形式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結合。西方國家主流的人權傳統(tǒng)強調普遍主義，認為人權的普遍性優(yōu)先于特殊性，并試圖將西方的人權理念和人權道路推廣到世界范圍內的所有國家。與之不同，中國的人權道路強調特殊性先于普遍性，“兩個結合”本身所體現的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即是對中國道路的特殊性的強調。此外，中國的人權道路也承認人權的普遍性，在不斷借鑒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的同時，在聯(lián)合國和主要的國際人權公約的框架內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在理解人權普遍性的實現方式方面，中國的人權道路強調在特殊性中把握人權的普遍性，主要體現在下面兩個方面：其一，人權的普遍性并不是具體內容和實現方式上的普遍性，不同的國家有其各自特殊的歷史、政治或文化背景，對人權的內涵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在選擇何種人權道路方面更會有所差異。其二，在人權的全球治理層面，人權普遍性的達成，必然不是通過向其他社會或文化強加某種特殊人權觀來實現，而應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甚至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現實。在強調人權特殊性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權的普遍性并將二者進行有機結合，也是中國人權道路在前行過程中的“長久課題”。
四、結語
無論是作為思想領域的意識形態(tài)，還是作為實踐領域的道路選擇，人權的內生性都是無法忽略的客觀事實。人權內生性強調從本國具體的政治社會情境和文化情境出發(fā)，發(fā)掘適合本國人權道路的要素和邏輯。人權內生性為一個國家的人權道路選擇既提供了動力學意義上的辯護，也提供了合理性辯護。人權的內生性強調人權的特殊性。在特殊性的基礎上遵循人權的普遍性，是人權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相統(tǒng)一的實現路徑。“兩個結合”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體現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性和內生邏輯。“兩個結合”的三個要素，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彼此之間并不是對等關系，其中，“馬克思主義”是“核心”，這是由中國人權道路的“政治性”決定的；“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兩個本土“源泉”。此外，這三個要素并不是分立的，而是在邏輯上互構的，三者統(tǒng)一于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原則當中，“一核”為“兩源”提供原則“指導”，“兩源”為“一核”提供實踐“源泉”。“兩個結合”中的“一核兩源”體現了中國人權道路的內生邏輯。
（劉明，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全人類共同價值’視域下世界共同體觀念的政治哲學研究”(項目批準號：22BZX009)、南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項目(項目批準號：AS2120)的階段性成果 。】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path is driven b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influenced by general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worldwide while also following China´s own endogenous logic.The concept of the“Two Integrations”reflects the continuou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PC）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significantly illustrating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China´s human rights path. Among these，the“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occupy a“core”position within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China´s human rights path，and to some extent，embody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laws of human rights. Meanwhile，“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and“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erve as the“living water sources”for the ongoing advancemen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The“Two Integrations”represent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actical materialism.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One Core，Two Sources”explains the endogenous natur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path，offering bot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hina´s human rights path and a defense of its rationality.
Keywords：“Two Integrations”；Endogenous Nature of Human Rights；“One Core，Two Sources”；China´s Human Rights Path
(責任編輯 葉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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